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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希腊的政治风险引发关注

浏览次数:813日期:2016-10-19
  专家认为,一个大型基建项目投资周期跨越多届政府,因而对外投资不能单纯建立在国家关系一时冷热上,要考虑更长的风险周期。在具体与东道国打交道中,企业不要介入所在国内政。同时,国家层面还要加大政策性保险支持力度,与商业保险形成互补,特别是针对“一带一路”沿线一些风险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专家认为,一个大型基建项目投资周期跨越多届政府,因而对外投资不能单纯建立在国家关系一时冷热上,要考虑更长的风险周期。在具体与东道国打交道中,企业不要介入所在国内政。同时,国家层面还要加大政策性保险支持力度,与商业保险形成互补,特别是针对“一带一路”沿线一些风险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希腊新内阁“叫停”向中国中远集团(以下简称“中远”)在内的五家潜在投标者出售该国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港(以下简称“比港”)多数股权,近日引发广泛关注。人们担忧极左翼政府撕毁此前协议给中国在希腊投资带来极大政治风险。记者从中国驻希腊大使馆官方网站获悉,中国驻希腊大使邹肖力先后拜会新任总理齐普拉斯和新政府相关部长,齐普拉斯表示希望进一步扩大两国合作,主管海运的常务副部长兹里察斯称新政府会尊重并履行相关协议。

  不过,上述相关协议是指去年11月达成的中远扩建比港三号码头的协议,并非重启该港私有化进程。对于中国在希腊投资可能面临的风险,一些学者表示,不应夸大此次波折的负面效应。希腊的上述决定并非针对中国,而且无论比港最后交易结果如何,中远此前获得的二号、三号码头35年特许经营权都不受影响。

  当然,中国在缅甸、墨西哥等国大型投资项目相继陷入困境也凸显了海外投资应更多关注政治风险。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部副主任白明2月3日告诉本报记者,大型项目对外投资要考虑更长风险周期而非一届政府,在企业细致评估并投保有关商业保险的同时,我国政府还要加大政策性保险投入,以支持“一带一路”沿线投资。

  冷静看待比港“叫停”风险

  在中远等4家竞标者已经列入最终竞标名单,原本预计上月完成具有约束力投标的情况下,兹里察斯在上月27日希腊新内阁宣誓就职当天表示,不再出售比港的多数股权,将根据希腊人民的利益重新审视该交易。突然“叫停”比港项目,难免引发各种猜测——中远将遭受多大损失,中国在希腊其他投资会否受影响,“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会否受阻?

  为参与竞标,中远聘请中介机构进行前期可行性研究,蒙受一些损失在所难免,但比港暂停出售并不影响中远在该港特许经营权。2008年,中远以43亿欧元取得比港二号、三号码头35年特许经营权,并投入8亿欧元打造该港口。据悉,比港近几年不仅成为全球吞吐量增长最快的码头,也跻身世界十大货运港口之一。去年11月,中远与比港管理局签订协议,再投资4亿欧元扩建三号码头,且该协议去年12月获得希腊议会批准。今年1月下旬,三号码头扩建项目已经动工。

  记者从中国驻希腊大使馆网站获悉,中国企业此前在希腊主要投资航运和电信行业,近年来开始收购当地矿山,购买岛屿土地开发房地产。一些人担忧这些投资也会受波及。专家对此不以为然,称希腊“叫停”比港项目并非针对中国,是其反对“三驾马车”整个救援偿债紧缩计划的一部分。根据此前援助协议,希腊需要出售国有资产,以换取援助。据报道,齐普拉斯在会见邹肖力大使时表示,希腊新政府会比上一届政府对中国更加友好,他将“亲力亲为,为希中关系注入新动力(310328,基金吧)”。齐普拉斯和兹里察斯还明确表示支持李克强总理去年11月在第三届中国-中东欧会议领导人会晤上提出的“打造中欧陆海快线计划”。

  本周一,希腊新政府放弃此前减计外债的呼吁,提议与国际债权人进行债务置换。分析指出,暂停私有化和削减债务都是新政府给选民的回应,但目前看其态度趋于缓和,预计比港项目也不会暂停太久。一方面,希腊面临巨大财政收入压力,出售比港能直接带来数以10亿欧元计的收入;另一方面,还能带动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就业和国民收入。希腊国民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到2018年,包括二号码头和三号码头在内的比港项目将使希腊GDP增加2.5%,创造大约12.5万个就业机会。记者注意到,兹里察斯也向邹肖力大使表示,欢迎中国对希腊投资,愿意扩大同中国在比港的合作。

  关注中国对外投资政治风险

  一般来说,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比较关注经济风险,但近来一系列事件表明政治风险也不容忽视。除比港项目被“叫停”外,上周末,墨西哥刚刚重启的墨西哥城至克雷塔罗的高铁项目也被“无限期”搁置,原因是预算大幅缩减造成资金短缺。分析指出,我国对外投资的层次不断提升、规模不断扩大,涉及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需要与东道国政府密切沟通,而政府更迭自然会带来一定不确定性。

  商务部数据近日显示,去年我国对外投资已超过利用外资规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为防范风险,有学者表示,中国是国际市场新买手,需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了解当地政治、经济和市场情况,特别是对政治风险进行细致评估和研究。同时,在双方敲定的协议中,可将政府更迭可能带来的风险作为一个明确条款列出,最大程度地保障自身权益。白明认为,一个大型基建项目投资周期跨越多届政府,因而对外投资不能单纯建立在国家关系一时冷热上,要考虑更长的风险周期。“在具体与东道国打交道中,企业不要介入所在国内政,不能支持一派打压一派。”他称。

  当然,企业也可以借助保险市场规避大型交易和跨境并购中的风险。全球领先的保险经济和风险管理公司达信称,许多企业收购方开始着眼于交易风险解决方案,希望借助该方案缓释风险,免除后顾之忧。实际上,作为新兴工具的并购保证保险,在协助中国企业“走出去”方面的作用已经初步显现。美亚保险、苏黎世保险等外资保险公司已经协助多家中国企业完成跨境交易,但国内保险公司尚未涉足这一险种。白明补充道,保险公司多从商业角度提供保险服务,国家层面还要加大政策性保险支持力度,与商业保险形成互补,特别是针对“一带一路”沿线一些风险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